引言
年，作为中央政府紧缩经济政策的一环是对彩电、冰箱之类的大型家电产品征收3%的消费税，以此为契机，一直领导消费潮流的大型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销售量一下跌入低谷，曾经是城乡居民向往的“3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从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
与此相关，整个消费品市场开始萎缩。这种局面的出现，给以消费品工业为主要产业、以国内市场为主要市场的江苏、浙江的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起着经济增长火车头作用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开始减速。
年和年江苏乡镇企业的工业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分别是11.07%和10.2%，从绝对值上看，这个数字似乎并不低，但比较前几年每年30%-40%的增长率，已降低了很多。浙江情况也一样，年和年的乡镇企业增长率都只有11.7%，这个数字是-的年平均增长率42%的1/4左右。这一时期，在政府的金融紧缩政策的作用下，国有企业的资金紧缺状况异常严重。
于此同时，由于消费的转冷，许多企业的库存积压相当严重，占用了大量资金，从而使企业资金状况更加恶化并导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企业间相互拖欠资金的所谓“三角债”问题。由于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景气的状况变得更加严重。经济发展的曲折过程使得“江浙模式”的弱点和特征点显现出不适应的一面。首先是地方产业的“同构”问题。
从技术论的角度来看，通过技术转移的经济纽带，使得不同地区相互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趋于接近，产业结构趋于相同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在80年代，江浙地区还处于体制转型的初期，市场机制尚未充分发挥功能，在大多数地方，由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乡镇集体企业之间的关系仍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非市场经济的“父子关系”或“准父子关系”，这就使得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得相当困难。
例如在浙江省，80年代未期有20几家啤酒厂，-年期间，这些啤酒除了3家较大的之外，其余17家都陷入了赤字经营的固境的保管如此，破产的企业一没有，全在各自的地方政提的个地下支排行。在这种一家下、代得和市场之间的党争，以及们地而来的地方供抒符争夺市场封锁，由此形成的资源浪费无疑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RE的沉重负担。另一个是“内向发展”的问题。
江浙模式的特点是面向国内市场，资本、技术、原材料等基本来自国内，产品的销售也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由于国内经济的不景气，使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遇到了以往所不曾遇到的困难，经济增长率的跌幅甚至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与此成对照的是以“外向型经济发展”为主要动力的广东、福建在这一期间，几乎没受国内景气变动的影响，仍旧保持了2位数的经济增长率。
新的改革开放时期（年以后）
年，严重的通货膨胀开始回落，这一年中国的GDP增长率是4.1%，虽说速度不怎么高，但表示通货膨胀水平的零售商品物价指数上升率是2.1%，大大低于年的17.8%。江苏和浙江的增长恢复要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年江苏和浙江的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分别达到6.2%和9.9%，零售商品物价指数上升率是2.3%和1.6%。较之年，经济发展的态势已有明显的改善。
到年，两省的经济都已基本达到了调整的目标，重返高速增长的轨道。这一年，江苏、浙江的GDP增长率分别达到10.4%和13.9%，零售商品物价指数上升率是4.4%和3.0%。进入90年代后，上海浦东的开发为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G注入了新的活力。浦东开发的设想其实在80年代已经提出，但正式由中央决定则是在年4月。年到年上海的平均年经济增长率是7.8%，但是，从到年，上海的平均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8.1%，大大超过80年代的增长速度。
受浦东开发的正面影响，年以后，江苏、浙江迎来了新的改革与发展高潮。年和年，江苏的GDP年增长率分别达到了35.8%和20.0%，浙江的GDP年增长率分别达到了28.0%和25.7%。这一增长速度不仅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甚至也高于一直走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前列的广东。
在80年代中期，江浙两省也有过年经济增长率超过20%的记录，但是，比较80年代的高速增长，90年代江苏、浙江的经济发展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是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年至年，江苏的外贸出口额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6.6%（以美元计），外资利用额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实际利用额）。同期，浙江的外贸出口额的年平均增长率也达到了25.3%(以美元计），外资利用额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实际利用额）。
特别是在靠近上海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东北部地区，当地的政府和有关部门利用靠近上海的有利的地理条件，建立类似特区的对外开发区，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由于在土地使用和低成本的劳动力筹集方面具有比上海浦东更多的优势，这些地方很快成为跨国企业和海外资本投资中国的新的热点，如江苏的昆山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浙江的杭州钱江开发区、宁波开发区等。
许多大的跨国公司都采取在上海设立总部或办事机构，而在上海附近的江浙地区建立工厂这样一种投资模式。这也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后，江浙地区的外商投资随之迅速增长的原因之一。第二是乡镇企业依然在江浙两省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且企业发展形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年江苏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为1.99亿元，企业数是11.31万个，平均单个企业的年生产值是99.2万元；年，全省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是.亿元，企业数是11.29万个，平均单个企业的年生产值达到.82亿元。3年间，江苏乡镇企业的年生产值增至原来的三倍。与此向时，乡镇企业开始向大企业或跨国企业转变。
如年在日本大阪设立子公司的红豆集团公司，就是总部设在江苏无锡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改革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展开的，这主要是将原来的由农民或农村集体所有的乡镇集体企业改造成股份制企业、有限责任企业、股份合作企业等等，以便使企业的产权明晰化。当然，这样的改革还只是开始。
高速增长的成因
就整体来讲，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处于高速经济地长过程中，而江苏、浙江的增长速度尤显突出，究其原因，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轻加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非国有经济成分的迅速成长是最主要的因素。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有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各省区的经济发展中，这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非常明显，-年，广东、浙江、福建、江苏4省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列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前4位。而这4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也居全国各省区的前4位，其中，-年期间，浙江的年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7.4%，居全国各省区之首，其后分别是广东、福建和江苏。
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使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也迅速增长。如年浙江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23.23亿元（可变价格），占同年该省国内生产总值的18.96%，但到了年，浙江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83亿元（可变价格），占同年该省国内生产总值.83亿元的40.27%。
年，韩国的国内投资是其GDP的13%，经过14年的高速增长，年韩国的国内投资达到GDP的25%。浙江固定资本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要远远高于韩国高速增长时期的水平。
结语
年是浙江接收外商投资的高峰年，当年接收的外商投资额是12.2亿美元，按当时的汇率折算成人民币是70.03亿元，占同年社会固定资本总投资额的10.2%，和高度成长时期的韩国以及同期的广东、福建相比，这个比例是不高的。